杭州出土的两批宋代青铜器(杭州“中兴纪胜”展藏品的来历及图解!)

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批宋仿青铜器，其中以20世纪50年代于杭州环城西路和武林门外城墙下出土的仿古铜器最为精美，器形有爵、尊、方鼎、钫、贯耳壶、蒜头壶等。现将这批器物作一整理。

一 出土器物

（一）杭州环城西路出土

共3件。有爵和尊。

1.爵（图一、图二）

2件。形制相同。宽长流，尖状尾，伞形顶立柱，柱帽上饰卷云纹。深腹，腹侧有一牺首鋬。卵形底，下有三足，呈三棱状锥尖形，三足外撇程度较大。腹部饰折角兽面纹，两件纹饰略有不同，一件双目如“日”字形凸起，上有双角，下有大嘴，旁有双耳与双足；另一件角、耳、眉、眼、嘴等凸起，但彼此分离。纹饰带内均以云雷纹填地。其中一件通高24.6、尾至流长18.5厘米。

2.尊（图三）

1件。三段式筒状。喇叭形敞口，腹深微鼓，高圈足外撇。尊体四面各饰一道纵向高扉棱，上端齐于口沿。器表纹饰细密规整。敞口下八道蕉叶纹排列一周，其下饰双眼突出、曲身折体的蛇纹，腹部和圈足以扉棱为中心，饰两组兽面纹。以纤细云雷纹填地。高29.5、口径20.4、底径14.6厘米。

（二）杭州武林门外城墙下出土

共9件。有鼎、爵、钫、贯耳壶和蒜头壶等。

1.鼎（图四）

1件。鼎口呈长方形，方沿内折，短颈，颈部两侧各设一附耳，四袋形腹，有明显裆缝。中空的柱形足上分饰八组简化象纹，仅突出象的眼睛和耳朵，侧视，组成四个完整的象首。高1、口径长15、宽12.7厘米。

2.爵（图五）

1件。流长而上翘，口部较宽，饰有双柱，伞状柱帽，尖尾起翘平缓。深腹，腹侧有一鋬。卵形底，三棱状锥尖足，外撇。通体素面，锈蚀严重。通高20、尾至流长17.5厘米。

3.钫（图六、图七）

2件。方体四棱式，形制相同。方唇，口微侈。长颈，斜肩，四棱腹，腹上大下小，壁略弧，无底。肩腹两侧各附一铺首衔环。其中一件高25.5、口径7、底径8厘米。

4.贯耳壶（图八）

1件。器略呈扁椭形。侈口平唇，束颈，溜肩，双贯耳，鼓腹微垂，高圈足，无底，上下贯通。四道凸弦纹将器身纹饰分成五部分，主体纹饰为斜方格纹及变形蚕纹，云纹作地。高18.8、口径6.7、底径7.5厘米。

5.蒜头壶

4件。两大两小。小口，直壁（两件唇外侈），其下作八棱蒜瓣形，细长颈，阔溜肩，扁圆腹，圈足。其中两件颈间饰凸弦纹一道。高22、口径4.5、底径8厘米（图九、图十）。另两件颈间饰一可活动圆环。高18.2、口径2.6、底径6.4厘米（图十一、图十二）。

二 出土情况

上述文物的出土情况一直以来资料不详，模糊不清。现经多方查询，唯一的线索只能从当年接收这两批文物的牟永抗先生的回忆中了解一个大概。杭州最早修筑城墙的记载从隋朝开始，591年隋文帝时开始建筑杭州城墙。五代时吴越国王进行了规模浩大的城墙修筑，其范围达70里，城门达到了10座。南宋建炎三年（1129），金兵南下攻宋，杭州城墙因而残破不堪。绍兴二年（1132），宋高宗诏令突击维修城墙，南宋城墙由此逐步形成。绍兴二十八年（1158），宋高宗将杭州东南面的城墙向外扩展了约40米。于是，临安城（即今杭州）的轮廓形成了南跨吴山、北到武林门、东南靠钱塘江、西临西湖，城区南北长约14里、东西宽约5里、近似长方形的规模。南宋时的城墙，共有旱城门13座、水城门5座。南宋灭亡后，元朝统治者为表示天下一统，禁止修建城墙，杭州的城墙与城楼、城门逐渐被毁坏或夷平。此后杭州的城墙屡建屡毁，新中国成立以后，因筑路需要，残存的城墙也陆续被拆除。

据牟先生回忆，20世纪50年代，杭州为修建环城西路延伸段，拆除了残余的古钱塘门北段城墙。宋代钱塘门一带的城墙，由南往北，东折至北关门，即武林门，南宋高宗定都于此后称为“余杭门”。1954年，，他们在挖掘古钱塘门北段城墙靠近昭庆寺（今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附近时，发现了爵、尊等3件青铜器，并及时交到了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后来移交给了浙江省博物馆。

又据牟先生回忆，20世纪50年代，杭州的老百姓为生活所需，经常到武林门外城墙下挖土做煤。由于古时的城墙都以黄色粘土夯筑而成，黄色粘土抗火、耐高温、可塑性强，于是老百姓常到废弃的城墙下取土用以制作煤球。在城墙南段（今杭州第十四中学附近范围）的一次取土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批宋代铜器，随即上交给了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后又移交给浙江省博物馆收藏。

这两批文物都不是经科学发掘出土的，由于时间久远，上交当事人也无处查询，所以如今已无法了解器物出土时的具体地点、现状等详细情况。

三 几点认识

宋人崇古、复古。宫廷中仿造的大量铜器，多以商周时期的铜器作模式，仿制水平较高，与古器无太大区别。然而与原器相比，宋代仿器显得神韵不足，缺乏商周时期青铜器所具有的雄伟、朴实、浑厚的气韵，形制多有变异，纹饰亦不尽相同。这是因为仿造不像作伪，不必追求逼真，往往只求形似，有些仿器无论在器形还是纹饰、文字等方面还有一定的创新，体现出时代风格。

环城西路所出的兽面纹铜尊的形制、纹饰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北宋宣和山尊颇为相似：三段式筒状、高扉棱、蕉叶纹、蛇纹、兽面纹，辅以云雷纹作地，纹饰神秘繁丽，造型庄重典雅。宣和山尊是宋徽宗赵佶在宣和三年（1121）仿商代祖戊尊重制的，是陈设在方泽坛的礼器。杭州历史博物馆也藏有此种式样的尊。环城西路所出的尊极有可能就是以宣和山尊为母本制作的。环城西路出土的另两件仿商兽面纹铜爵，形制和纹饰具有商代晚期阶段青铜爵的特征：流、尾长而上翘，高立柱，长锥足，器形高挑优美；纹饰主体以浮雕的形式突出兽面五官，与纤细的云雷地纹形成强烈的对比。虽然在细看下，纹饰略显僵硬，但无论是在造型还是纹饰上，环城西路出土的这3件仿商铜器都制作得相当精美。

相比环城西路出土的宋仿铜器的精美程度，武林门外城墙下出土的则要逊色不少。铜质粗糙发暗，锈蚀严重，纹饰简单朴素，或完全素面无纹，呈现出战国、秦汉时期风格。同样是爵，武林门外城墙下出土的这件整器素面，三足外撇不够，略显呆滞。鬲鼎是鼎、鬲的混合体，做工较为规整，但风格与三代的有所变化，鼎口，鬲腹，四足，别具一格，体现出宋代仿器的一种变革。

更有意思的是，武林门外城墙下出土的有些器物并未制底。如贯耳壶，这是同批出土的器物中纹饰最满的一件，通体饰具有南宋风格的仿战国时期纹饰，外壁虽装饰相对繁缛，但却未见有底，内部呈上下贯通状，圈足与器底内壁平整，无底板接铸痕，应是有意为之。两件铜钫，造型简单，除了一对铺首衔环外整器素面，近似直线的腹壁使整体显得呆板，加上无底、无足，更显简陋。蒜头壶是秦汉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四件宋仿蒜头壶就是仿秦汉风格的器物造型，摆脱了商周铜器那种庄严、古拙的作风，显得灵巧、生动。与此相应的是纹饰相当简洁，除了弦纹外，无其他装饰，完全凭造型取胜。这些蒜头壶虽然配有底板，但底板却是后来搁置，并非原作，这是从器底圈足上无底板接缝痕迹、底板可活动的现象推断出的结论。这样看来，四件蒜头壶也是无底之作。

宋代是仿造先秦青铜器的一个高峰阶段。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皆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造，以为郊庙之用。政和年间，由于徽宗酷爱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并开始设立专门的礼器局以生产仿古器物。南宋则延续了这样的传统，不但朝廷祭祀用器遵循政和新成礼器和《博古图》样式，还多次制定和颁布礼书用以指导州县的祭器制造。以上两批宋仿青铜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造的，所以它们不是日常生活用器，而是祭祀用的陈设器，有底与否无关紧要。

现在的杭州青少年宫至武林门范围，即南宋的钱塘门至北关门一带，当时庙宇宫观众多，其中就有昭庆寺和景灵宫等。昭庆寺在南宋时是著名的皇家五山十刹之一，是南宋皇家的重要律寺。昭庆寺早在1926年西湖边拓建马路时，就被拆掉了天王殿，现在的杭州市青少年宫广场就是昔日天王殿的位置。而景灵宫乃南宋皇帝恭奉祖宗衣冠、牌位之所，四季（每季首月）朝献，禁中行礼。景灵宫在凤起桥附近，凤起桥河下南起凤起路西段，北至狮虎桥接狮虎桥河下，长118米。凤起桥，南宋时称新庄桥，《梦粱录》称“景灵宫址，新庄桥”。景灵宫址甚广，与城墙接近，又离昭庆寺不远。因此，这两批青铜器在这些地点附近出现或许也不是一种偶然。

典藏拍讯  .  guwa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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