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自由的国度,驾驭自己的命运

发表于讨论求助 2018-07-25 08:57:39

马纳尔·阿尔谢里夫在沙特阿拉伯长大。那时候，那个政府、那个社会宣扬的是妇女不应该有美貌，名字和身份。

后来，9·11发生了。

一年后，她开始为妇女的生活自由而奋斗。

我叫马纳尔·阿尔谢里夫。

我来自沙特阿拉伯。我想告诉你关于我生活中的2个篇章。第一章就是关于我们这一代的故事；故事开始于1979年，我出生那年。

那一年的11月20日，麦加，这座人心中最神圣的城市，发生了一起袭击。朱海曼·阿尔欧泰比，一个伊斯兰教徒，带领400个人占领了这座城市。占领持续了2个星期。沙特当局不得不使用武力，而且是重装武力，来驱逐这些占领者，结束这场暴力活动。之后，他们将朱海曼和他的手下斩首示众。

当局因此变得异常焦虑。。沙特阿拉伯刚刚成形并且正发生着巨变，新的文明的生活方式正在形成。但是对于那些反叛武装来说，这些变化与他们的信仰相左，与伊斯兰教相反，他们要阻止这些变化。

因此，即使沙特政府已经处决了朱海曼，他们开始沿袭朱海曼的主张。，当权的极端主义者们很快转向打压这些年已经默许给民众的自由。像朱海曼一样，一些沙特执政者们一直对逐渐放宽对妇女的限制感到不安。在麦加叛乱后的几周内，女性播音员就从电视中消失了。女性的画面被禁止播出。所有可能的女性职业被限定在2个领域：教育和卫生保健。

所有促进男女交流的活动都被限制了：流行音乐被禁止了；电影院关门了；所有地方都严格地执行性别隔离制度。这个性别隔离制度成为了法律，从公共场所到政府办公室，银行，学校，甚至我们自己的家中。一时间，沙特阿拉伯的每间房子都有2个入口：一个男人的，一个女人的。

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石油美元开始涌入这些极端主义者的口袋。他们用这些钱将传教士教师派往世界各地，这些教师中的许多人都宣扬对异教徒的憎恨，对全球护教运动的奉献和对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的排斥。

沙特阿拉伯的扬善惩恶委员会，或者称为“宗教警察”，也被赋予在社会上自行处理情况的权利。换句话说，执政当局处决了一个野兽，却遵从了他的仇恨观念。

沙特当局竭尽所能想让公众忘记叛乱的事情，因此他们把报刊杂志上所有的文章和记录都清除干净，希望这段历史能够被抹除，人们会忘记朱海曼。

但是关于他的记忆留存了下来。我记得有一天，正是朝圣时刻，我和母亲正在巡游天房。这是一种绕着麦加最神圣的圣殿卡白尔行走的仪式。在卡白尔的一面墙上有一个洞，当我们绕行经过时，母亲指给我看，说：“这是一个弹孔，是朱海曼时期留下来的。”

朱海曼，这个名字给全世界的们带去了。对我来说，这个弹孔已经超越了这些墙壁。它连接着过去，像是一个洞，我们沙特人持续不断的填进去。因此我们国家一直是在退步。

朱海曼

八十年代悄悄离去，在那之后的几年又发生了阿富汗战争和苏联解体。在那段时期，那些极端主义者在沙特阿拉伯变得非常强大，强行推行他们的想法，并且用严厉的规定强迫大家遵守。

到处发放的都是呼吁在阿富汗讨伐异教徒和坚持驱逐所有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非的传单、书和录音带。在那些为讨伐异教徒而战的人当中有一个22岁的青年，他的名字叫奥萨马·本·拉登。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英雄。在伊斯兰觉醒的时期，争论的最主要话题之一就是女人。我被告知如果我离开家，我就要对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任何罪恶行径负完全责任，因为男人们很难控制住他们的本能。我就是充满诱惑的果实，他们说，我的任何形态都会引诱男人。所以我被迫呆在家里。

对于沙特极端主义者来说，我就是“awra”。这个词意味着罪恶的事物，你不能让别人看到的身体的私密部位。暴露它就是违法的。我从十岁开始，就把自己全部包裹起来。

我的脸是awra，我的声音是awra，甚至我的名字也是awra。女人不能她们的名字来呼唤，她们只能被称作某个男人的女儿，妻子，或者母亲。

没有女性的运动，没有女性的工程学校，当然也没有女性开车。怎么可能会有呢？我们甚至不让拥有带头像的身份证，除非是办理出国的护照。

我们没有声音，没有容貌，没有名字。我们是完全不可见的。

我们的生活被一个谎言所偷走：他们告诉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我们不被男人的眼睛所窥视。你们应该被当成女王一样。

但在那个时期，一些事情表明，不是所有人都顺从这些规定。1990年11月6日，47个勇敢的女性站出来挑战禁止女性开车的规定。她们开车驶进了利雅得的大街小巷。她们被扣留，禁止出国，并且因此丢掉了她们的工作。我记得听到这个新闻时我还是个孩子。他们告诉我们这些人很坏很坏。后来，就有了一个教令。沙特阿拉伯的大穆夫提说，女性开车在中是违法的，要被禁止。电视主持人也说，内政部长警告，女性不允许在沙特阿拉伯开车。

接下来的22年，我们甚至不允许谈论女性开车问题，无论是在电视节目里，新闻上或者在报刊杂志上。

因此另外一个忌讳就出现了。第一个是不做谈论朱海曼，第二个是不做谈论女性开车。

但是当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事：霍巴塔，当时那是外军的居住区。霍巴塔于1996年6月25日被炸，根据沙特政府所说，这是由沙特的伊斯兰好战分子所为，。

我记得当我母亲看到关于那些爆炸的新闻时倒吸了一口凉气，说道，“朱海曼回来了。”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感到十分惊讶，那时我只有17岁，但我却一点也不可怜那些死难者，我已经被洗脑了。我成长于一个特殊的年代，我是文化的产物。

我的生活于4年后的2000年开始发生变化。那一年，沙特接入了互联网，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网络。现在让我来描绘一下我自己：作为一个极端主义者，我把自己从头到脚都包裹起来，我一直以来都是严格地遵守这个习俗。我十分喜爱画画，但是有一天他们却告诉我画人和动物的画像是有罪的，我就知道我不得不顺从他们的意愿了。我忠实地把自己所有的画作都找了出来，然后一把火全部烧掉。然而，我发现自己的内心在猛烈燃烧，这不公平！我也从电脑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看，因特网已经为阿拉伯青年打开了第一道去外界探险的大门。我多么年轻，多么渴望了解其他人和其他宗教。我开始与观点不同的人交流，很快，这些交流又在我的脑海里引发了更多的问题。我这才意识到我以前是生活在多么狭小的空间里面，而当我走出这种生活以后，它看起来更加狭小。慢慢的，我减少了对改变这些纯洁信仰的恐惧。

让我来告诉你另一个故事。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听音乐吗？你还记得你听的第一首歌吗？我记得。在我21岁时，我第一次允许自己听音乐。我记得当时听的那首歌：后街男孩的《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

也许这些可以帮助你理解我为什么在炉子里烧了我弟弟的磁带。我当时就是那么极端。后来，我听了前面说的那首歌。

他们说，音乐就是撒旦的长笛，一条通向的道路，一扇开启罪恶的大门。但是这首歌在我听来是这么纯洁,这么美丽,这么像天使的声音。对我来说，它不可能是魔鬼。那时，我才意识到在这被隔绝的小世界里我是多么的孤独。

另一个重要的时刻是911，这是许多我们这一代人的分水岭。那些极端分子说9·11就是上帝对美国人这些年来对我们所作所为的惩罚。

我对跟随哪一边犹豫不决。我从小就被教育要憎恶非和那些不像我们一样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但当那天夜里我看见那条突发新闻时，我看到一个人从世贸大厦的一个塔上跳了下来。他正逃离大火，直直的从高处掉了下来。

那一夜我无法入睡，那个图像始终在我脑海里，它在敲响警钟。它告诉我，这样不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会这么血腥，这么残酷，这么无情。

后来基地组织宣布对这起负责。我曾经的英雄已经完全变成了令人恐惧的、血腥的野兽，这成为了我生命的转折点。

911之后，沙特阿拉伯发生了一连串的。有趣的事，这导致几个月以后，政府第一次开始给妇女发身份证。尽管这还需要得到男人的允许，但是我们终于在自己的国家被当成了公民。

这件事之后就迎来了我生命的第二章：为了自由而开车。在这一章里，给我和许多我们这一代人鼓舞的就是阿拉伯之春运动。一天夜里9点钟，我看完病从诊所出来，却搭不到出租车，只得走回家。路上有辆车一直跟着我，还差点儿劫持了我。第二天上班后，我向我的同事抱怨说，我在国外旅行时领到了国际通用的驾驶证，在国内却因为我是女的而不让我开车，这多么让人沮丧啊。他却简单地说道：“但是并没有法律禁止你们开车啊。”教令只是教令，不是法律。这个简单的事实激起了一切。2011年6月，一个女性组织，“沙特女性联盟”，决定开始一项运动：驾驭你的生活。

这是个很简单的运动，用社会媒体号召女性在6月17日走出家门自己开车。我们只鼓励那些有国际驾驶证的妇女参与，因为我们不想引发交通事故。那天，我给自己开车录了像，我录了自己的面孔，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名字。我决定要为自己呐喊。我曾经为当一个女人而羞耻，但以后再也不会了。我把录像上传到YouTube，第一天就有700,000的访问量。

很显然，不止我一个人。6月17日那天，大约100名勇敢的妇女自己来开车。利雅得的大街小巷都停满了警车，严阵以待的警用越野车停在各个路口。但是没有一个开车的妇女被逮捕，我们打破了女性开车的禁忌。

第二天我就被逮捕了，并且拘留了9天。全沙特都引起了骚乱，人们分为了两个阵营：一个为我叫好，另一个则公开批判我。他们把我称作、弃儿，说我放纵、不道德、叛逆、不顺从、西方化，是一个叛徒，除此之外，还是一个双重间谍。他们在Facebook上发表文章谴责我，说男人会把他们的帽子扔向那些胆敢违背禁令自己开车的女人。女人则反击说，“我们要把鞋子扔在你们身上。”因此，这成为了男女之间全面爆发的一场战争。

，我才知道有多少人被这个许多妇女每天都做的简单的事情而鼓舞。全世界团结一致的支持才使得我最终得以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