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工作

给家乡父老一个交代

离开老家多年，回家次数少而且时间短，加之我不善言辞羞于鼓吹，故本村乃至本家人，对我是干什么的，干了那些勾当，知之极少。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点东西，名曰《关于我的工作》，之一为“三十而立”，之二为“改行从政”。现增补了之三，简单讲一下任职厂领导期间的工作；由于涉及敏感人事，只能一带而过，所以叫“履职简介”。算是给家乡父老一个交代吧。

关于我厂的行政级别： 3515厂自1951年建厂之初就是县（团）级，与原来的漯河、三门峡市属同一个级别；到1988年，工厂规模扩大，正式、临时工总数近4000人，被总后勤部正式认定为副地（师）级。2000年市场化以后，工厂就不再论什么行政级别了，只要企业效益好、职工工资高就行。

因为还是涉及到了一些人事，所以这个东西仅限于老家人阅看。

关于我的工作

李玉虎

之一：三十而立

1986年夏季吧，当时的总后生产管理部皮革研究所陈仲尧工程师（皮革界老前辈，与我厂的马工同学）来我厂做防水革的实验。有一次我向陈工请教：我们用的烯基琥珀酸防水剂，是以什么机理产生防水作用的？

他解释道：烯基琥珀酸分子一端是羧基，另一端是长长的碳链；它与皮革结合时，一端的羧基与铬鞣革微纤维上的铬形成牢固的螯合作用，另一端的长碳链则甩出来；当这样的结合足够多时，则在铬鞣革微纤维周围形成一个疏水的长碳链包裹，由此产生了防水作用。

陈工的解释使我深受启发。 烯基琥珀酸防水剂是通过它的官能团（即羧基）与铬鞣革发生作用的，那么其他铬鞣后湿加工材料，如染料、加脂剂、合成复鞣剂等等，不都是通过它们自身特有的官能团与铬鞣革发生作用的吗？如果能够按照官能团的性质对铬鞣后湿加工材料重新进行（化学或者机理的）综合分类，那么在使用这些材料时，其工艺条件（如pH值的控制，各类材料前后搭配的基本要求等等）不就更好把握了吗？而这些正是当时令皮革专业人士头痛的事。多一个这样的重要“参考项”，无疑会对皮革工艺的试验研究产生指导意义。

搞专业研究的，能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非常关键。

能有一个“从材料分子的官能团及其与铬鞣革的结合方式出发，对铬鞣后所用的湿加工材料进行综合分类”的想法令我非常兴奋，当即写成后交我们厂的马工看（马工是皮革行业老前辈，在国内同行亦有一定影响。他的文字功底尤其深厚，在我们厂里首屈一指）。他的看法很复杂，委婉地表达，就是这个题目太大，不是你能够做的来的。

我不死心。1886年秋，我通过我的留校同学程凤霞进而通过谢石平，将初稿转给了杨宗邃老师。

杨老师的态度非常诚恳，你能体会到老师到学生跟前的耐心、不厌其烦。她肯定了那个分类方法的合理之处，同时又指出，如果要进行此类分类，则必须进一步弄清染料染色机理、合成鞣剂结合机理、加脂剂结合机理等一系列在当时来说，她认为仍然不是十分满意的现有的解释。（以下文稿图片中的重点均用透明色覆盖）

在她的一系列疑问的推动下，我做了一年半的功课，最终在杨老师和石平的帮助下，我较好地回答了杨老师的那些疑问，进而完成了“从材料分子的官能团及其与铬鞣革的结合方式出发，对铬鞣后所用的湿加工材料进行综合分类”一文。

文章试图阐述如下观点：1、从材料分子的官能团及其与铬鞣革的结合方式出发，对铬鞣后所用的湿加工材料进行综合分类。2、对传统的铬鞣革—离子型染料染色体系中的离子结合说提出质疑，并对其作用机理作出了新的解释。3、关于化工材料应用上的一些看法。

杨老师对最后文稿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因为她曾积极地向国内最高专业学术刊物《成都科技大学学报》做了推荐（她认为《成都科技大学学报》的学术地位要比《皮革科技》（也是国家级刊物）高）。成都科大皮革系主任何先祺教授已经答应，文稿将在《学报》1989年第一期（总第十期）上发表，石平也应要求递交了英文摘要打印稿，但在最后一刻还是被撤了下来。（见文稿图片）

文稿也让马工看了，他也非常重视，并督促我要同时向《皮革科技》投稿。

文章最终发表在1989年《皮革科技》第1期上。《皮革科技》正式发表时，估计是杨承杰改的题目，定为《 铬鞣后湿加工材料的综合分类》。（见文稿图片）

后来我又专门向杨老师写了致谢信。在信中我表达了自己“三十而立”的结果：一是在专业学术理论上有了自己的观点（学说），二是为妻子孩子办了“农转非”，三是工厂为我的妻子安排了正式工作。

（二0一六年九月）

之二：改行从政

我在大学时学的是皮革专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皮匠，“熟皮子的”。我们厂的最终产品是皮鞋，我所在的一车间主要生产皮鞋用的原料，也就是皮鞋面、皮鞋里、皮底料，还有部分装具革，当时用于做手枪套、伞兵腰带等。

人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我在临毕业时就已经开始自己的“形象设计”了：将小平头改为三七开大分头，行为举止也努力给别人一个年龄比较大、比较老成的印象。实际证明还是有效果的。一次在与工人闲聊中，他将我的年龄估到二十七、八岁，虚出三、四岁。

皮革加工既是一个技术活，工艺复杂，要求你必须经常在生产的关键点位盯着，防止出现大的意外差错；同时也是一个良心活，也需要你经常到生产现场检查，尽量减少人为的偷工减料现象。这些我都能够做到，工作服、大胶靴天天不离身。咱本身就是农民出身，脏点累点不怕。在基层工作，最忌讳“揽功诿过”，见好处就抢，有成绩就争；一旦出现差错，就一推六二五，先将自己摘巴的干干净净，工人最瞧不上这样的人。咱也干过几年活，手头上的去，加上喜欢动脑筋，有时还能够指导工人怎样才能把活干的更好更省力。凡是我认为对的，我一般是不会退让的，吵架甩东西的事都干过。我的想法，一是都是为了工作，二咱不使坏整人，基于这两点，再大的误会我也不怕。我常说，我在3515不会只呆几天，我有足够的时间让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当然，作为一个车间技术员，你的本分不能忘了，首先你要有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另外还应该在生产工艺、设备设施的改进上多动一点心思；在工作之余，我经常会做一些实验，有些是生产上的需要，有些则是想验证一些东西。几年下来，我在工人中已经积累了相当的人气。

当时在全国一类大学中，有两个大学设有皮革专业，一个是我的母校西北轻工业学院（现在叫陕西科技大学），另一个是成都工学院（现在叫成都科技大学）。成都工学院的资格老，大概是从解放前的一所学校演变过来的吧。我的母校西北轻工业学院成立于1958年，原来在北京，叫北京轻工业学院，，改名为西北轻工业学院，简称西北轻院。因为西北轻院的专业课老师大多是成都工学院的学生，所以从“辈分”上讲，成都工学院与西北轻院应该是师徒关系。反映到地方，两个学校的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派性，相互不“尿”。有的工厂（研究所）派性闹得很厉害，新去的学生不由自主的要分派站队。我们厂1950年就着手建厂了，因此我参加工作时成都工学院的马工等老人占主导，人多势众。西北轻院只有一位我的大师姐刘工，明显的有些势单力薄。好在成都工学院那些老人也不和，常常有矛盾，加上我的大师姐人品德行好，所以也没有人怎么为难她。1982年我参加工作之后，，深知派性之危害，故努力保持中立。凡是老前辈，我都努力给予应有的尊敬，并时刻提醒自己不要介入他们的是非争论中去。

麻烦的是，马工主管的实验室和我所在的一车间上上下下也总是尿不到一起，相互不服气瞧不起。马工是制革老前辈，我在技术上应该向他请教；这边的车间老领导或者工段长，我也需要他们的支持与合作。有一次我隐约听见隔壁的车间老主任向支部书记发牢骚：小李怎么有事没事总往马工那边跑！我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想，这事干脆摊开讲算了。过了两天趁老主任单独在办公室的时候，我过去跟他讲：马工是我们技术方面的前辈和老师，我需要经常向他请教学习，但是我绝对不会参乎你们老一辈人的“事”，也不会在你们中间相互过话。老主任随即大度地说：应当的，马工是你的老师，你该去只管去。多年以后一个同事议及此事说：我就不明白，当时一车间的人向来与马工不和，但是两边都说你的好，你是怎么弄的。实际上，两边都总是说我的好也不符合实际，但是两边还真没办法摆我的赖。

虽然你有公心，但他人仍有私意。自我进厂的十几年里，不时地会感受到西北轻院学生受到的歧视与排挤。比如，凡是西北轻院来的学生，无一例外的被分派到一车间，而成都工学院来的人则一律到实验室或者中试车间；再比如，有长期外出培训或者出国的机会，都会落到成都工学院人的头上。就连历年皮革行业举办的各类博（展）览会，我除了1984年改革开放后首次北京（国际）皮革机械展览会外，其他类似的活动一次都没有去过。在这一方面，我是“被人遗忘的角落”。

皮革行业虽然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但是自我参加工作后，新材料、新设备发展很快，由此也带动了新工艺的试验研究和突破。由于我是“被人遗忘的角落”，所以接触新东西的机会很少，更别说进行新工艺的试验研究。这样，我只能永远吃别人的“蹉来之食”，永远失去在工厂内部技术上的发言权。

对于这些，我想的很开：对于争不到的东西，就不要去做无谓的争取，还是坦然面对要好一些。

但是我并没有闲着，一直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努力多做一点验证类实验，并研读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专业理论书籍和杂志，继续思考我“发现”的那个理论问题。1988年5月，为了提交评定中级工程师职称的论文，我硬着头皮写尚未思考成熟的《铬鞣后湿加工材料的综合分类》一文。没有想到在艰涩的写作过程中，一下子茅塞顿开，终于理顺了染料与皮革的结合机理的理论逻辑关系。这一关键节点一打通，其他如合成鞣剂、加脂剂、栲胶等等的结合机理均迎刃而解。之后，我根据我的母校杨宗邃老师的意见对论文的字、词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杨老师则积极向成都工学院《学报》推荐。文章马上就要发表了，我想应该让马工看一看，否则面子上过不去。马工看过，一字未动的还给了我，并督促我同时向《皮革科技》投稿。马工的文字功底很厚，专业理论也有一套。可以看出，我的这一篇论文的水平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一年后我遇见了我的同学，平顶山制革厂的技术科科长王跃伦，他同时主持着他们厂的实验室工作，言谈中他提及我的这篇论文，说“通篇都是研究成果！”也是，我写东西向来没有套话废话。

虽然我作了极大忍让，但是还是有一回让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成当时的“公共事件”。

1990年8月，我已经是工程师了。多年来，我自认工作是认真勤奋的，业务上也是能够独当一面的，人品上也是大家认可的。当时的车间主任心术不正，总怕我顶了他的位置，千方百计挤兑我；副主任呢，有“上进一步”的想法，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他的潜在对手，也在使一些小手段。最后的导火索是----我总想在车间独立搞一点实验什么的，这是我们技术线上的老总绝对不能允许的（马工，他唯一也是最大的毛病就是在技术上固执霸道，他认为什么新东西都必须出自他的实验室），于是联合起来给厂长设计了一个冠冕堂皇的“机构改革方案”，让我这个相当于中层副职的工程师去干车间工段长（属于一般干部），同比我小许多的一个师弟，以及另外一个可以说是我的学生的中专生干一样的工作，而车间的整个技术工作则由没有任何技术经历的副主任“协调”，实际上就是要将西北轻院系一棍子全部打趴下。欺人太甚了!我强烈拒绝接受这样一种“安排”。马工和分管副厂长分别来做我的思想工作，都被我以“干不了，不想干”挡回去了。他们将我的“意见”向厂长作了汇报，厂长让我去和他谈谈。我想，这正好是我的一个申诉机会。

与厂长谈话，有些问题可以讲透，比如时任车间主任心术不正喜欢整人；另一些问题比如对马工的不满，就得讲一点分寸了。（以下谈话据日记整理）我仍然说“干不了，不想干。”厂长强调“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我讲，我自认为我同工农结合还是可以的，一车间的人我敢说99%的人都服我（这话有点夸大了，85%应该有）。厂长说，那是人当着你的面不能讲，其实背后骂你的人多的很。我说那不见得。我说，我在一车间干了这么久，行政工作也不是没有干过，我先后干过两次（共）一年半的工段长；如果不行，将张某某（成都工学院毕业生，晚我一届，马工实验室的工程师）拿到一车间，他如果干的比我好，我服了他。厂长说，如果你坚决不干，车间将来不设工程师，工厂将另行考虑你的工作。我说我服从组织安排，下去当工人也行。厂长说你的话已经说绝了，当工人也可以，那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片刻，我说：马工讲了，他现在只所以能这样，就是他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实验室。厂长一惊，追问谁说的。我说马工自己讲的。后来我又说：我不愿意步刘工的后尘；有些话现在不能讲，现在讲了影响团结；如果你不是厂长，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讲；因为你是厂长，我三年以后再给你讲清楚，这里头有个时效问题。厂长说他越听越糊涂了，什么三年以后再讲，什么不愿步刘工的后尘，他听不明白。最后厂长说，“给你三天时间，考虑考虑再说”。分手时，我主动和厂长握了一握手。

我以前与厂长打过交道，但是不多。我对厂长总的印象是：他也是大学生毕业，比较实事求是，不整人（这一点很重要！）此后的一两天里，各方面都来做工作，强调这样一直顶着不行，厂长没有办法下台，先接住干一年再说。我想，我的无奈相信厂长已经大致明白，但厂长也有难处----他绝不会因为我而去得罪当时声望如日中天的老前辈马工；另外，我的抗拒对象不是厂长，再委屈也不能让厂长下不来台，就接了。

那一年我可是真出劲了。工段长我以前就干过，加上我一直关注管理，所以对管理并不陌生。在本工段基础管理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理顺工艺流程，规范在制品管理，改进设备设施等等，各方面虽不方便表态，但实际上是认可的。

一年结束，我立即直接向厂长书面报告请求辞职。这又惹恼了厂长。处分我吧，我的“良好”形象在那儿，群众会反感；不处分吧，有损行政纪律的严肃性，最终经厂长办公会研究安排我“停止工作、进行反思”（我心里明白，这其实是当时工厂的老领导们对我的善意保护）。我则用毛笔写了“莫须有”三个字置于办公桌上，干我自己的事去了。从此，“李某人不愿意干行政工作”成为工厂各级领导的一个普遍印象。

实际上我们厂长是一个心胸宽阔的好人（他也属于知识分子），他已经看出了其中的道道，但在马工与我之间，他只能“牺牲”我了。经过上述那一出事，我与马工的矛盾实际已经公开化，但由于事体敏感，基本没有人再提及此事；另外我依然对马工持有足够的尊重（对于我来说，马工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马工也装糊涂，大家都当那件事没有发生过。不同的是，他在一些场合对我似乎客气了一些。毕竟一车间那一大摊子还得指望我，他们实验室的人提到一车间就犯怵，惧怕与工人打交道。

又过了几年，我感觉技术这一条路实在走不下去了，就先后两次在遇到厂长时作了“毛遂自荐”----如果行政方面有岗位的话，我愿意试一试。上面提到的副主任、当时的主任年龄大了，要往职工医院院长位置上动一动，1996年初我就接了这个茬，当了一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当时我已经是高级工程师，在工厂内部享受中层正职待遇，属于“平调”，故没有了其他人的那种“代理期”）。

这一干不要紧，全厂公认最难管的一车间（制革车间）让我弄的有声有色。当年，先进单位、先进党支部、优秀党支部书记等荣誉全部都来了。其实我用的办法就是一个----“扶正祛邪”----绝不让好人、老实人吃亏，同时也让那些滑头、刺头占不到一点便宜。

按照我的思路，头一年是“稳住神”，不出乱子就是胜利，第二年再发力。

第一年，虽然我也下了力，但仍然有个把刺头敢于公开向我叫板挑战。干皮革的，以“粗”著称---- 好喝酒，干活粗，脏话多，好装赖。第二年我仍然坚持“扶正祛邪”，与“粗”相对应，我大做细活。你不是好喝酒好装赖吗？我就在车间内部组织评选“良好家庭”，组织那些良好家庭全家人到泰山旅游；在工厂厂报上办了一期“一车间专刊”（这在3515是头一次，影响很大），发动那些在本车间原来那种氛围内“吃不开”的人写文章，我亲自参与了修改润色，加上厂报主管部门组织部的高度重视，使专刊办的很有特色。尤其是我们开展的一个“人人行动起来，纠正我们自身的坏习惯、赖毛病”活动，不亚于一场运动。事先，我将我的想法简单地和车间另外两位主要领导（副主任和工程师）沟通了一下，得到了他们的认同。然后我们就“抖”车间日常生产管理中存在的各种“坏习惯、赖毛病”，我记得有69条，大到毁坏产品，小到在厕所隔墙上蹭屁股（和咱们农村人一个熊样）。紧接着依次召开党支部大会、团支部大会、职工代表会，讲了车间马上就要开展这么一个活动，希望大家理解和支持；就是现在不理解的，也不能在职工中公开发表不同意见。再就是召开车间大会，一条条地讲，让大家听一听，这是不是我们应该干的事；会后将这几十条上黑板报再广而告之。最后就是检查曝光了。我喜欢照相，这时派上了用场。每天下午到车间走一圈，发现胡来的，当即照相，随即洗印张贴出去。都是一个车间的，就那么个一万平方米的工房，一看照片大家都知道是谁干的熊事，不用你去指名道姓。第一个礼拜只公布不罚款，第二个礼拜开始就要在公布的同时罚钱了。这个时候罚到谁也没有话说。不出一个月，车间大变样，至少是面上大变样，就连最难管的几个刺头硬是让我摁下去发不了芽。

到七月份，，我在会上作了很有“煽动力”的发言。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工厂主要领导的极大关注。

当年（1997年）十月，工厂领导班子调整，非常意外地让我进入领导班子，而且是干工会主席兼。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想，技术线上的路已经封死了，如果我坚持干技术，免不了要和他们去争去吵，划不来，躲开吧。不管怎么说今后也算是厂级领导，可以享受厂级领导的待遇。

这一年我39岁。

之三：履职简介

◆ 1997年10月   任厂工会主席，兼

分管部门：公司工会、保卫处（内保、消防、武装、维稳、防洪防涝）、纪委办公室（纪委事务、、维稳和干部年底考评）、工会纸箱厂

实际上，对于我这个农村出来的穷学生、搞技术出身的“老实头”，有些人是瞧不起的，还有一些是因妒生恨者，在初期的几年中表现的比较明显。

这就没有什么诀窍了，只能靠自己用能力、勤奋和人品来说话了。但是与车间不同，处室人喜欢耍小聪明、斗心眼，所以必要时还得讲一点策略施一些手段。

◆ 2003年4月换届  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兼

此前工厂进行公司制改造，将工厂改为公司，其实是换汤不换药。

分管部门：除了以前分管部门外，又接管了后勤管理处（兼基建工程）、居委会、党委办公室（党建、组织、对内对外宣传）、职工医院

此后的许多年，基本上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一些疾病（心脏病、高血压，尤其是失眠）也随之而来。

然而，我也获得了大家的信任，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地工作。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共同努力下，工厂从2002年濒临破产倒闭的边缘，一步步爬起来，实现了公司利润和职工收入连年双增长，很快成为集团的先进企业。因此，虽然累些，但是心情是愉快的。

◆ 2010年10月换届至2013年8月退休  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兼

分管部门：公司工会、党群工作部（含党办、厂办、纪委办）、保卫部（职责同原来的保卫处）、后勤管理部（职责同原来的后勤管理处）、物业部（原来居委会的社会化管理）、工会纸箱厂、职工医院。自2010年年9月份开始，交出保卫部，职工医院也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这一阶段，党务口上的工作花去了我很大的精力。

在领导任上工作了16年，陪了四位厂长（董事长），最大的收获就是信任。我主持工会，工会经费有独立账户，我一支笔签批，钱怎么花，花多少，我一个人说了算，其他领导很少过问；有时候工会账上钱紧了，工会有纸箱厂，给主要领导打个招呼，从纸箱厂划一些过来。有几次，上级领导对我们的这种做法提出质疑，要求工会经费交行政财务统管，我搬出《工会法》搪塞几句也就过去了。其他单位的工会主席都非常羡慕我，说我“真潇洒”。搞劳动竞赛、文体活动，我追求“效果第一”，从来不会为了省几个小钱而影响最终的效果。有时行政给的预算有点紧吧，我就用工会经费贴上去，反正不能牺牲活动效果。有些事主要领导暂时考虑不到，但我认为应该干，就直接动用工会经费先干了（注意了，功劳必须记在主要领导头上）。尤其是2004年以后，车间加班加点成为常态，一些工段工序上的劳动保护和防暑降温问题就成了我的关注重点，比如通风换气设备的设计安装，防暑降温品的特别配给，我都要亲自干预，必须达到我预期的效果（实事证明，这些事我往往考虑的更科学、更周到）。这些往往都是临时碰上的急事，来不及走行政预算程序，都是直接动用工会经费先解决问题。当然，我也用工会经费为行政摆平了许多棘手的事情，反正都是为了工作。我常说，与其他单位相比，我这个工会主席当得最舒心。

后期进行反思，以我自己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理解，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应该由四个方面组成：1.身体素质，2.思维方式，3.记忆力，4.性格特征。

四个方面中，我的身体素质不行。人家可以熬通宵第二天照常工作，我不行；不能够胜任连续、高强度的工作。

我对自己的记忆力尤其失望，对人名、数字以及一些琐事转身就忘。常常自叹“当个传令兵都不合格！”。

我对自己的思维方式比较满意。我的逻辑思维、（联想）想象力，以及综合分析、概括归纳能力比较强。这决定了在宏观上我的思考一般不会落后，看问题处理事情格局也比较高；具体到工作，基本能够把握先干最重要、最关键的事，做到忙而不乱；会干活，不耽误事。多数情况下思维方式上的对头，也掩饰了记忆力等其他方面的不足。

性格方面，随和但不失原则，耿直但也讲变通，公认的“老实人”；口拙不善表达，喜欢倾听善于学习，大体属于一个完美主义者，故而比较累；有一定的主见（定力）但不固执己见。毛病是心善，“慈不带兵善不理财”，不是当“主官”的料。

另外，以我的秉性，也就是在3515吃得开。因为这里的风气相对纯正，容得下我的耿直和不会投机钻营。我常想，如果我到地方（包括老家），或者到其他单位，我会是个什么样子呢？由此，我深深地感谢我的那些老领导们！是他们的认可和提拔给了我一个发挥表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