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银盛支付“代划扣”牵出涉案金额超亿元大案

11月24日,,被该团伙诈骗的事主有数十人之多,涉案金额超亿元。该团伙主犯利用了银行的公信力以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等机构的漏洞,从而屡屡诈骗得手。目前,,这也是广东警方首次侦破此类系列案件。

银行账户信息 必须妥善保管

据办案民警介绍,该案的嫌疑人曾某士和王某沂,用空壳公司接入第三方支付平台,获取代划扣业务资质后,再发展中间人在全国各地假借虚构的投资项目,以高额利息诱使事主活期存款到指定银行,并要求事主存款时不能开通短信等提醒功能。

“嫌疑人利用了银行的公信力,让事主以为自己的存款有保障,但背后却利用了第三方支付平台等金融机构的漏洞,短时间内高密度地偷偷划扣事主存款。”办案民警说,通过对犯罪嫌疑人、中间人及大量事主的调查,多方印证下,警方发现,不少事主向中间人提供了“姓名、身份证号、存款账号、余额”四项信息。有了这些信息,嫌疑人曾某士就可以伪造“扣款授权书”,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发起虚构的支付指令,从而卷走事主存款。

办案民警说,在嫌疑人非法划扣存款时,有一些事主及时发现了这一情况甚至收到了银行是否要冻结账户的提醒,但这些事主往往被中间人的一些说辞打消了疑虑。比如,团伙主犯会教授中间人,转述给事主“这是银行的内部操作,存款到期后肯定会全额返还,完全可以放心”从而麻痹事主。

因此,广州警方提醒,市民群众对于自己银行账户信息的保护,不能仅局限于将银行卡、存折、密码保管好,银行卡号、身份证号也要注意保密。在平时生活中,需要收取转账汇款时,有条件的,最好另外申请一个收款专用账号。同时,银行不会向外推销高于国家法定利率的“理财产品”,更不会打着“内部操作”的旗号吸纳存款。如果真有银行称“内部操作”可以获得高利息,那肯定都是违规违法的。市民如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向银监局举报,涉嫌犯罪的警方会立案侦查。

高密度的划扣 体现账户异常

“这是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法,它之所以新,和现在飞速发展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有很大关系。而第三方支付平台在快速扩张业务、招揽客户的同时,没有严格把关,也是导致事主存款被非法划扣的一个重要原因。”办案民警说,有些第三方支付平台,在审核一些公司接入申请时,根本无法做到实地走访,仅凭《营业执照》、对公账户等几张照片,就能为其快速开通网络支付、划扣功能,甚至省去了与被扣款人直接核实的重要环节。

同时,第三方支付平台为了提高市场占有率,需要雇佣大量的业务员,而业务员的薪资来源,很大一部分是与新接入的客户数量,或者与客户使用平台的频率挂钩。这将直接导致业务员为了追求业务量,会做出一些不规范的操作。

“这些第三方支付平台,单看每一笔的手续费并不高,它要获利必须是通过大量资金流水和交易数量。”办案民警说,侦查这起系列案件发现,嫌疑人最疯狂的时候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分200余次划走了事主郑某500多万元。还有一名北京的事主,在银行存了2亿元现金,嫌疑人连续十几天发起了高密度的划扣,在划扣到3300万元时,事主发现了异常而报警。

“同一金额、短时间、连续性、高密度的划扣,这明显是账户异常行为,。”办案民警说,负责划扣事主资金的嫌疑人曾某士,手中收集了不同银行的银行账户,并在多家第三方支付平台注册接入,这是为了要试探出,哪家银行配哪家平台,才能达到最快、最方便划扣事主资金的目的。由此可见,不少金融机构都存在这样的漏洞。

目前,,向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央行报告,以便立法机关及早出台具体的法律法规,堵住漏洞,保障群众的权益。

相关回应

涉事第三方支付平台银盛公司: 以公检法确认的事实为准

该公司对本报提出的当事人资料如何通过审核、同一账号高度频繁密集划扣是否有预警等问题未作解答

李女士的“千万元存款失踪案”经《新快报》独家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金融界、法律界的专业人士都认为,涉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银盛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银盛公司”)作为审核接入公司、核实被扣款人身份的“第一把关人”,、审核义务,存在重大的责任缺失。在2017年11月15日,“千万元存款失踪案”报道刊发当天,新快报便向银盛公司发送采访提纲,请该公司回应公众疑问。

随后,银盛公司品牌推广部门回复邮件称:“银盛公司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也很同情李女士的遭遇。但此事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案情复杂,银盛公司正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后续有关进展以公检法机关公布确认的事实为准。”对于新快报采访提纲中的“当事人李女士的资料是怎样通过银盛审核的,银盛有没有和李女士本人核实开户、授权,是否有审核不严的情况.”“对于同一账号高度频繁密集的划扣,银盛是否有预警、止付机制,如有,为何事发时没有启动.”“银盛与相关银行的合作协议怎样,是否有损失赔偿约定.”等7个疑问,均未作解答。

专家评说

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段军山

网络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须尽早建立“网络支付安全联盟”

看过《新快报》的相关报道后,段军山教授认为,虽然李女士遭遇到的是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但其巨额存款遭到不知情划扣,与李女士的公民个人信息资料泄露有很大关系。“(个人信息)有可能是内部人员非法获取,也有可能是被嫌疑人非法窃取,犯罪团伙利用非法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网络电话诈骗的手法可以说层出不穷。”段军山说,同时在该案中,第三方支付平台银盛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仅凭李女士的个人资料、伪造的“委托书”,任由犯罪嫌疑人划扣李女士的活期存款,这也暴露了第三方支付平台、。

另外,从段军山掌握的情况来看,我国很多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安全建设与传统银行业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从而容易滋生一些内部人士非法获取公民信息或者遭遇不法分子的攻击而泄漏客户资料的情况。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迅猛,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互联网犯罪成本极低。“这是一把双刃剑,因此互联网支付平台之间,成立一个安全联盟势在必行。”段军山说,经过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之后,留下的一些资金雄厚、安全可靠的大型第三方支付平台,应顺势牵头,联合政府相关部门,建立“网络支付安全联盟”。同时,国家层面应该完善相关法律,对泄漏公民信息的个人、单位,对因未经审核责任而引发的客户损失的等行为,加大对当事人员和单位的处罚力度。

“今后如果有安全联盟、法律的保障,像李女士遇到的,连续5天总共201次的高频率划扣1000万元,这种不正常的高密度转账情况,将不可能发生。”段军山说,11月21日晚间,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关于立即暂停批设网络小贷公司的通知》,要求各省立即暂停批设网络小贷公司。“国家出台这样的措施,也是从某个角度发现了互联网金融行业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停顿整改。”段军山说,相信国家有关部门后续也会对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第三方支付平台),出台更多的管理办法,,堵住漏洞。

广东金融学院法学院副教授 莫然

勿让金融机构从“受害方”变成“加害方”

莫然博士同时也是广东创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对国内外的金融业及法学均有深入研究,也代理过不少经济纠纷案件。

“以前的案件中,涉及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者银行业的,多以盗刷、,李女士所遭遇的手法比较新。”莫然说,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网上支付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快速发展,很多传统的作案手法出现了新的变型,,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隐蔽性和虚拟性使得嫌疑人可以非常简单地通过虚拟交易而实现资金的“合法”转移。因此,在以往大多数案件中,第三方支付平台本身并未参与犯罪,甚至在很多盗刷案件中它往往还以被害人的身份出现。

但是,在李女士的案件中,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者说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注册后,可以划扣他人账户资金的实际控制人、业务员等重要工作人员已经非常积极地参与到犯罪行为之中,利用其工作的便利性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漏洞,方便、快捷等特点,使得嫌疑人的诈骗行为成功率大大提高。“这样一来,第三方支付平台等金融机构,就从‘受害方’变成了‘加害方’。”莫然说,2015年,。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到一些第三方支付平台因种种原因已经越来越多地涉及到金融犯罪中。

值得一提的事,在李女士的案发两年前,2014年,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业内称为“10号文”,通知中第三点要求:客户银行账户与第三方支付机构首次建立业务关联时,应经双重认证,即客户在通过第三方支付机构认证同时,还需通过商业银行的客户身份鉴别。账户所在银行应通过物理网点、电子渠道或其他有效方式直接验证客户身份,明确双方权利与义务。商业银行对账户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建立业务关联的客户,应开通至少一种账户变动即时通知技术方式,不具备即时通知条件的客户,不得通过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建立一次签约、多次支付的业务合作关系。

莫然查阅“10号文”发现,其中很多内容都要求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共享客户的开户和支付信息,整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增强商业银行在支付过程中对第三方支付平台所发出指令的审核和监督。“说实话,有了第三方支付平台,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它们的功能,也给它们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个跟银行开通网上银行是一样的,但是在你(商业银行)享受这种便利的同时,自然应当尽到该尽的注意义务,对于银行来说,最直接的就是要防止自己的客户被第三方任意或恶意划扣资金。”

不过,在现实的工作中,莫然发现各商业银行与不同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所签定的合作协议千差万别。“谁来谈合作,就跟谁拟一份合同签了,甚至有的同一家银行和不同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签订的合同都不一样。”莫然说,虽然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平台之间的协议属于商业机密,外人一般无法获知包括“利润分成、责任分担、认证机制”等条款,但国家主管部门应牵头制定格式化合同模板,明确双方的责任,对于客户的认证机制,以及客户遭受损失后的赔偿办法。